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悼季老，还原真实学者形象
作者:okuc 日期:2009-07-12
11日上午九时，季羡林先生在北京去世，终年九十八岁。尽管我们可以预知，这位“文化老人”的离去势必要引发起一阵哀悼的热潮，他的诸多体制内外的头衔会被不断地重复与强调，继续给他的形象增添光环，但关于季羡林先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，或许尚待时日，方能最后落定。
之所以有如此判断，因为除开在印度语文学方面的专业权威地位外，他所获得的“国学大师”、“思想家”等等称号则常招人质疑，而季羡林先生本人在其多本随笔集中都反复强调过，他不是国学大师，也不是“泰斗”、“国宝”，但是这种微弱的抗议却难以抵挡世人的造神运动。或许他本人难以理解，这是一种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体制内外对“文化偶像”的需求，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时代性的症候。
季羡林走了，他在今天中国学术界与文化界的地位，势必会引发这个垄断性的文化体制对其名声的僭用，将他放在一个体制内学术文化生产的结构里去宣传、去重构；而不少人也会在季老故去之机，借机沾染文化名人的光环。季羡林越到迟暮晚年，当他远离讲台之后，声名却与日俱隆。这种反常并非是我们这个时代终于发掘出一位学术大师，而是因为季羡林作为民国学术传统最后的薪传者，其实衬托出的是一个学术传统的中断与毁灭。
季羡林先生曾写过多篇回忆陈寅恪、冯友兰、胡适等民国学人的文章，尽管作为民国学术传统的承继者，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，季羡林所延续的，其实是西方专业学术体系下的知识主义传统，他治古印度语文，却对哲学义理少有探讨，而且还经常自嘲，自己从不阅读关于伦理道德方面的著作，以免污染自己的“平实主张”。这种以专业立身的知识传统，自然不可轻易否定，但是中国儒家知识传统所强调的“义理”、“德性”之学，在季羡林那里却难觅踪迹。世人常给予褒语的《牛棚杂忆》，本身也只不过是渡过劫波之后的常识道德反思，无甚高论。
以此来看，他的治学习性，已和传统儒学士人的路径大相径庭，将其定位“国学大师”、“思想家”，只不过是今天中国学术生产越来越趋向西方之故，而正因为他的学术高度专业化与技术化，因此体制内也能够轻松加以吸纳，可以将他所负载的知识分子符号任意塑造，这种将“知识分子”形象的狭隘化，正是这20余年体制内对于学院与文化领域的改造结果，以此压制更具“公共性”和“批判性”的知识生产机制的发展。
这里并非是臧否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地位，只是想厘清这位专业学人在这20多年的时代背景下，是如何从一位专业学术老人演变成文化名人的过程。他的专业素养与亲近待人，自然让受其耳提面命教导的学生获益匪浅，不可轻薄对待，但是对于社会公众而言，他没有能力，也无心发扬“尊德性”这一路知识分子的传统，这就导致他只能寄居于学院体制之中，作一番桃李育人的事业。 对待先人，我们自然需要严肃以对，但是我们却要了解，季羡林作为文化名人，负载了太多“名难副实”的意义，这些意义并非是他刻意求之，而是被一个隐形的体制之手所塑造出来的“知识分子模板”，进一步强化学院文化生产机制中的“非政治”和“专业化”的特质，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们将还原出季老一个真实本分的学者形象，或许才是最适当的哀悼方式。
（作者：范为前，资深媒体人，网易特约评论员。）
之所以有如此判断，因为除开在印度语文学方面的专业权威地位外，他所获得的“国学大师”、“思想家”等等称号则常招人质疑，而季羡林先生本人在其多本随笔集中都反复强调过，他不是国学大师，也不是“泰斗”、“国宝”，但是这种微弱的抗议却难以抵挡世人的造神运动。或许他本人难以理解，这是一种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体制内外对“文化偶像”的需求，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时代性的症候。
季羡林走了，他在今天中国学术界与文化界的地位，势必会引发这个垄断性的文化体制对其名声的僭用，将他放在一个体制内学术文化生产的结构里去宣传、去重构；而不少人也会在季老故去之机，借机沾染文化名人的光环。季羡林越到迟暮晚年，当他远离讲台之后，声名却与日俱隆。这种反常并非是我们这个时代终于发掘出一位学术大师，而是因为季羡林作为民国学术传统最后的薪传者，其实衬托出的是一个学术传统的中断与毁灭。
季羡林先生曾写过多篇回忆陈寅恪、冯友兰、胡适等民国学人的文章，尽管作为民国学术传统的承继者，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，季羡林所延续的，其实是西方专业学术体系下的知识主义传统，他治古印度语文，却对哲学义理少有探讨，而且还经常自嘲，自己从不阅读关于伦理道德方面的著作，以免污染自己的“平实主张”。这种以专业立身的知识传统，自然不可轻易否定，但是中国儒家知识传统所强调的“义理”、“德性”之学，在季羡林那里却难觅踪迹。世人常给予褒语的《牛棚杂忆》，本身也只不过是渡过劫波之后的常识道德反思，无甚高论。
以此来看，他的治学习性，已和传统儒学士人的路径大相径庭，将其定位“国学大师”、“思想家”，只不过是今天中国学术生产越来越趋向西方之故，而正因为他的学术高度专业化与技术化，因此体制内也能够轻松加以吸纳，可以将他所负载的知识分子符号任意塑造，这种将“知识分子”形象的狭隘化，正是这20余年体制内对于学院与文化领域的改造结果，以此压制更具“公共性”和“批判性”的知识生产机制的发展。
这里并非是臧否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地位，只是想厘清这位专业学人在这20多年的时代背景下，是如何从一位专业学术老人演变成文化名人的过程。他的专业素养与亲近待人，自然让受其耳提面命教导的学生获益匪浅，不可轻薄对待，但是对于社会公众而言，他没有能力，也无心发扬“尊德性”这一路知识分子的传统，这就导致他只能寄居于学院体制之中，作一番桃李育人的事业。 对待先人，我们自然需要严肃以对，但是我们却要了解，季羡林作为文化名人，负载了太多“名难副实”的意义，这些意义并非是他刻意求之，而是被一个隐形的体制之手所塑造出来的“知识分子模板”，进一步强化学院文化生产机制中的“非政治”和“专业化”的特质，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们将还原出季老一个真实本分的学者形象，或许才是最适当的哀悼方式。
（作者：范为前，资深媒体人，网易特约评论员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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